在所有的探索與凈化中，有些故地仍是禁區(qū)，一旦觸及，設計師會為他的行為付出巨大代價。1995年川久保玲在巴黎的Comme des Garcons男裝發(fā)布會上，兩名光頭瘦削男模身穿帶數(shù)字編號的條紋睡衣和睡袍步上T臺。時值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50周年紀念日，一時間板磚橫飛，砸向川久保玲。設計師立即銷毀原設計，聲稱一切都純屬巧合。但這已然成為她事業(yè)路上永不能消除的污點。

　　2000年，比利時設計師Martin Margiela把秀場設置在巴黎一段廢棄的鐵軌上，模特們輕盈地穿行在火車車廂走廊里。雖然秀場上有五彩的迪斯科燈裝飾，《WWD》還是將它和納粹的死亡列車牽扯在一起。設計師驚駭?shù)姆裾J不過是徒勞：一個品牌一旦被打上此類標簽，便很難還自身以清白。

　　與二戰(zhàn)納粹主義扯上關系對時尚品牌來說無疑是滅頂之災。德國雖然最終沒能占領法國，染指世界第一時裝重鎮(zhèn)，但它給予法國時尚的印記是不可磨滅的，尤其體現(xiàn)在時尚業(yè)的經(jīng)濟效益中。比如：法國出口一條定制裙，所得財政收入必須用來進口一噸德國煤炭；而出口一公升的法國香水的收入則要從德國進口兩噸燃油。

　　其影響力在社會威望方面也有所體現(xiàn)：時尚有屬于它自身的力量。1930年墨索里尼發(fā)表演說稱：“在時尚面前，強權也不得不低頭。時尚界如果說短裙會流行，你把婦女們推上斷頭臺，她們也不會穿長裙。”納粹黨人希望柏林能取代巴黎在時尚界的地位，在他們精心策劃的陰謀下，巴黎的時尚檔案館一度被洗劫一空。

　　設計師們在維希政府的控制之下，面臨著同樣的困境：德國佬即將對勞工們進行大清查，設計師是應當解散工人，以表達對侵略者暴行的蔑視呢？還是應當與強權合作，在接踵而來的政治風暴里明哲保身？

　　天才設計師Cristobal Balenciaga著手為西班牙納粹弗朗哥將軍的妻子裁剪服裝，一聲未吭便接下了納粹太太們的制衣工作。Balenciaga是當時照常運營的60間時裝屋之一。

　　時尚無從低頭

　　Coco Chanel則不改其本色，從納粹身上“搜金刮銀”。戰(zhàn)爭期間，她與一名德國軍官墜入愛河，戰(zhàn)爭結束后，還因此被短暫拘留。她利用《猶太人財產(chǎn)征用法》，企圖把曾經(jīng)賣給猶太人的香水公司給奪回來，終究未能成功。她最新傳記的作者Justine Picardie細致入微地描寫了這一段故事： Chanel戰(zhàn)前是丘吉爾的密友，她的德國情人有一半的英國血統(tǒng)。她曾試圖挑唆納粹外交情報部首腦Walter Schellenberg，以破壞德英和談。

　　Chanel與她的德國情人并非像傳說中一樣過著神仙眷侶的日子，事實比傳說更為精彩。法國記者Patrick Buisson在他名為《風流歲月》的一書中寫道：同盟國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對很多人來說無疑是“一場情色危機”。為了替淪陷區(qū)被奸污的婦女報仇，囚禁在德國的法國俘虜瘋狂地與當?shù)嘏幼鰫?；而他們的妻女姐妹又委身于入侵者?942年，盡管兩百萬法國男人被囚獄中，法國的出生率反而飆升。

　　把德國人趕出法國之后，陰霾和恥辱都不復存在，被壓抑的人性得以伸張。在一片縱欲之聲中，人口又一次暴漲。波伏娃曾說：“當時巴黎的夜生活讓我真正體會到‘派對’一詞的含義。”

　　巴黎時尚界也對這種狂熱氣氛致意，有人甚至設計了自行車運動全套裝備。納粹統(tǒng)治期間，巴黎設計師收斂了對奢華的熱衷以幫助人們挺過那段面料緊缺的艱苦歲月。戰(zhàn)后，巴黎的晚禮裙愈發(fā)浮夸起來。而此時在英吉利海峽對岸的英國，節(jié)省布料的極簡主義套裝正在興起。

　　而貝雷帽則是這場戰(zhàn)爭的受害者。維希政府執(zhí)政期間，法國人民紛紛戴上貝雷帽以捍衛(wèi)自己的法國人身份。但史學家Richard Cobb則說：“傀儡政府的通敵行為玷污了貝雷帽的純潔。戰(zhàn)爭讓它與政治聯(lián)系在一起，戴上貝雷帽，我們就想起有組織的大規(guī)模屠殺。”二戰(zhàn)結束后，貝雷帽逐漸消失于巴黎的時尚舞臺。